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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查马斯（Tony Chamas）认为，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该理论解释了改良主义政治和那种对“统治阶级”与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极度简化设想的不足之处。
汉娜·霍赫，《无题拼贴画》（1964）
自1970年代以来，在福利国家的瓦解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崛起中，猖獗的不平等和富豪阶层对选举政治日益公然的影响加剧了。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不言而喻，要么进行竞选资金改革进而“将金钱从政治中剔除”，要么进行政治清洗进而“排干沼泽”。毕竟，一个由特权阶层统治的国家会优先考虑该阶层的利益，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国家是由不属于特权阶层，并拒绝企业资金支持的“反-建制”的个人进行统治的，那么国家不就能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治理「governed」吗？
有两个历史事实使这些假设成为问题。首先，自从取消了对选举人和政客的财产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并非由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治理，甚至通常由那些没有多少资本且并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官员管理。其次，在许多情况下，人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s」由那些明确拒绝企业关系的人治理，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许多国家，许多“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选为政府成员。1还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葡萄牙的社会党和那些南美洲现存的的各种社会民主政府等相对较新的案例。然而，在几乎所有这些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拥有阶层尽管在短期内做出了让步（例如税制和法规），但仍保持了他们在阶级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些政党甚至实施了在工人阶级中非常不受欢迎的紧缩计划，法国的密特朗和奥朗德就是众多例子之一。2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尽管企业权力、民主进程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美国等国家，但社会特权阶层并不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统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仍能不均衡「disproportionately」地运作，这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换言之，对于一个阶级统治的社会而言，并不需要有一个隐蔽的政治精英集团或一个全能的企业“当权派”，这个社会仍能继续存在。治理该制度的人的阶级背景和企业关系是国家偏向特权阶级利益的原因，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只要取消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就会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具有阶级倾向，并允许它被其附属阶级操掌控「wielded」。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它基于一种错误的国家观念，即，将制度的结果视为制度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相互再生产，并在相互纠缠之中延续了阶级统治关系，而无关乎国家治理主体的地位或意图。资本主义制度（其生产方式和国家模式）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结构，这些结构再生产了其阶级统治的首要社会关系，并塑造了那些发挥作用的个人参与者。这是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所阐明「elucidated」的重要见解，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当我们详细阐述「elaborated」国家的阶级理论，并摆脱对它的常见简单化误解时，就可以对资本主义下的阶级、政治和国家的运作方式作更严谨的解释。
与过于简单化的“工具主义”的国家概念相反，这种概念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用来管理没有权力的多数人的工具，在20世纪最重要和最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更加微妙「nuanced」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杂理论贡献，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社会、政治和国家运作作出了更加严谨的解释。 普兰查斯的主要作品与他同时代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相似，阅读起来可能极具挑战性。本文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普兰查斯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贡献，与其说是提供其主要作品的摘要，不如说是通过分析那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围绕国家和“统治阶级”进行的古老的（但被忽视的）政治辩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他最重要的概念。
因此，那些涉及改变国家治理者的解决方案，例如竞选财务改革，选举反-企业政客，或者仅仅清除布尔乔亚国家精英，并不能解决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后果固化「perpetuate」的核心结构。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后果（不平等、剥削、对民主的侵犯等）就会继续存在，而许多人却寄希望于他们的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将资本主义国家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宣称自由主义议会制的最终结局将是“资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3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极度简化的描述，它源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其中有一句名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也包含了导致这种解读的类似引文，例如他断言，“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5列宁还宣称，恩格斯将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导向了以下解读，即，自由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进行统治而由其操纵的制度。6 然而，正如本文将通过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所展示的那样，马克思本人和其他关键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的分析要细致得多，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和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分析那样。
不过，尽管如此，这个地方也时常令人困惑，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互换使用“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术语。非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口语化地使用“统治精英”等模糊的术语来类似地指代那些直接或间接决定社会政治议程的有权势的人。但是，这两个术语可能都具有误导性。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和那些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科学家们共同的攻击点。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统治阶级”是一个糟糕的过度「loaded」表达，因为“阶级”是一个经济术语，而“统治”是一个政治术语。因此，“统治阶级”一词包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即，经济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7许多理论家并不像米尔斯那样赞同马克思主义，他们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想象性地声称，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之间具有必然的同一性，而实际上，这种重叠并不总是存在。8虽然在封建主义中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封建主义中，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未分离，但对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并不完全正确。9 许多学者利用如下事实来重申这样一个神话，即国家根本没有阶级倾向，执政的政府只是由人民在与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过程中，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与这种观点相反，米尔斯等理论家表明，这种“竞争”实际上是被操纵的，他展示了国家和政治进程如何被精英特权圈子——不是一般的财富资产阶级——而是非常特殊的精英圈子不平衡地控制着。为了指称「designate」这个“统治”美国的特权政治集团，米尔斯拒绝使用“统治阶级”一词，转而使用“权力精英”一词——它由不同的派别「factions」组成，但仍然与所谓的“企业富豪”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10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以使其理论适合于对政治的描述，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所假定的“统治阶级”的短视解读。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个问题，即，“统治阶级”由什么构成，在那些部分中，我区分了治理阶层「governing classes」和那些与政治和经济相关的不同类型的管理阶层「dominant classes」之间的区别。然而，简要地强调一下那些关键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辩论是有用的，这些辩论把理论置于具体语境之中，而这将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接受了这一批评，即，资产阶级并不必然地治理国家，但仍旧坚决主张马克思关于国家具有阶级倾向的观点是最终正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阶级偏见是如何以及为何表现存在着分歧，这在 20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引发了重大辩论。最著名的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之间的辩论。1969年，普兰查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的文章，该文章是对米利班德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年）*的评论，之后，普兰查斯-米利班德的辩论就开始了。11在信中，他批评了米利班德的分析，同时肯定了其价值及其背后的意图。米利班德是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改革主义的那种），他认为特权精英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他认为，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布尔乔亚委员会”这一概念是相当不准确的。这种国家精英与“那些相对于封建主义的前工业的、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12在调查政府运作时，米利班德指出，许多治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官僚实际上并不拥有多少金钱，而且往往对他们正在再生产的制度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普遍利益”的“公仆”，即使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
米利班德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13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曾说过，“资产阶级统治着，它并不治理”。14 对一些人来说，虽然资产阶级并不直接“治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资本家究竟如何间接“统治”这个问题却更加吸引他们。米利班德坚持认为，虽然国家或许并非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behest」行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代表其利益行事。然而，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利班德认为这表明国家仍然展现出阶级本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因此仍然具有现时性「relativity」。米利班德试图反驳“民主多元主义”的神话——国家只是一个中立的权力中心，由那些在“思想的自由竞争”和“自由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治理，而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由资本家间接（通常是直接）控制的“不完全竞争”的过程。15为了证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阶级性质，米利班德的书对国家精英的共同社会背景及其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6尽管大多数担任公职的官员并不拥有富商所拥有的资本，但他们都经常去同样的精英学校、俱乐部，在类似的“高级圈子”中互动，并经常作为朋友和/或战略盟友而与他们关系密切。17因此，他们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布尔乔亚癖好和资产阶级的普遍政治偏见。因此，任何当选公职之人大概率都赞同资本主义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共识，即，国家利益和资本的成功是一回事。米利班德的观点旨在表明，资本家不仅通过在选举中提供企业资金，而且通过意识形态霸权，仍然有效地间接“统治”了国家。
在对米利班德的书的批评中，普兰查斯承认了米利班德试图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并且承认他对国家阶级本性的洞察是正确的，但原因却错了。普兰查斯评论说，米利班德试图攻击布尔乔亚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却将他自己置于对方的地盘上——“受到对手方法论原则的不当影响”。18 虽然米利班德拒绝接受国家是由统治阶级直接使用的工具这一观点，但普兰查斯暗示，米利班德通过将国家的阶级性质简化为个体间的人际关系，他仍旧强化了“工具主义”的国家观。作为一个与国家相关的术语，“工具”一词，意味着它被一群人主动地使用「wielded」，以履行其假定的职能。普兰查斯的全部观点是，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其客观结构来履行职能*，而主体*对国家的执掌则起着次要作用。普兰查斯认为，这才是马克思试图表达的真正观点，而工具主义的解释是一种歪曲。通过忽视这一结构性因素，并试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主义的神话，米利班德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资产阶级而自主运行这种情况，例如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19普兰查斯批评的一般论点可以用以下段落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