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捉了一只夜莺，发现它身上几乎没有什么肉能吃，就说：“你只是一道声音，仅此而已。”

Plutarch, Moralia: Sayings of Spartans [Apophthegmata Laconica]

有一个故事如此讲道：在一场战争期间，战壕中有一队意大利士兵，意大利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战士们，进攻！”。指挥官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大声喊出命令，以便让士兵能在喧嚣中听到他，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进攻。因为笑话总是讲，事情必须发生三遍才奏效，于是指挥官声音喊得更响：“战士们，进攻！”。这时，回应来了，战壕中传来了细微的声音，欣赏有加地说道，“Che bella voce!”（多美妙的声音啊！）

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切入声音问题的一个临时入口。在第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询唤「interpellation」的故事。士兵们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呼唤，未能在他者的呼唤、责任的呼唤中意识到自己，从而并未采取相应的行动。的确，他们是意大利士兵这一事实在故事中起到某种作用；他们依据其形象而行动，即他们并非那些传奇中的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而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正确——它沉浸「indulges」在心照不宣的沙文主义和民族刻板印象中。因此，命令失败了，士兵们并未在指挥官传达的意义中意识到他们自身，相反，他们却专注于中介本身，即，声音。对声音的专注阻碍了询唤和象征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的承担「assumption」，即使命的传递。

但在第二个层面上，另一种询唤代替了这个失败的询唤：如果士兵们在执行任务时并不承认自己是战斗中的士兵，而他们确实又将自己视为另一个信息的接收者；他们构成了一个响应号召的共同体，作为该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欣赏到声音之美——在不适当的时刻，尤其是在不适当的时刻，他们才能欣赏这一声音。因此，如果他们在一个方面扮演着刻板的意大利士兵的角色，那么他们在另一个方面同样也扮演着刻板的意大利人的角色，即意大利歌剧爱好者。他们自诩为“意大利歌剧之友”（借用《Some Like It Hot》中的不朽名句），他们不想辜负他们作为鉴赏家的声誉，他们的耳朵受到了充分的美声训练，所以，即使在炮火中，他们也能分辨出美妙的声音。

从我们狭隘的视角来看，当他们专注于声音而非信息时，至少在最初「incipient」的层面上，士兵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这就是我建议走的道路。虽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出于错误的理由才这样做：他们在本应该进攻的时候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审美兴致所吸引，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把握到了声音所有的涵义，因此他们才专注于声音本身。如果，这种刻板印象更进一步「prolongation」，我们还会设想意大利指挥官说：“士兵们，镇上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你们下午可以休息了”，那么，我们或许就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喜欢声音这一媒介，还是他们更喜欢对行动的号召。他们的选择性审美兴趣是基于“我听不清”「I don't hear well」，但是这里却有一处杂糅「twist」：通常一个人能听到「hears」意义却听不到「overhears」声音，人们“听不清[声音]”「doesn't hear [the voice] well」，因为声音被意义所覆盖。然而，如果不考虑他们假装的艺术倾向，士兵们在将声音从意义中分离的那一刻，他们同样也将声音本身杂糅了「bungled」；他们立即把声音变成了一个审美愉悦的对象，一个崇敬和崇拜的对象，一个超越任何贯常意义的意义的载体。于是，这种对声音本身的审美关注恰恰由于其将声音变成了物神对象而丧失了声音；审美愉悦使得客体声音「object voice」更加糅合「obfuscates」，而这种客体声音才是我所追寻的。

我将试图论证，声音除了这两种广泛用途之外——即，声音作为意义的载体、作为美学鉴赏的来源——还有第三种用途：一个客体声音「object voice」，它不会在传达意义时烟消云散，也不会凝结在物神崇拜的对象中，而是充当着呼唤中的盲点，并充当着美学鉴赏的干扰。人们通过冲锋进攻来表达他们对第一种情况的忠诚；并通过逃向歌剧来表达对第二种情况的忠诚。而至于对第三种情况的忠诚，人们必须转向精神分析。军队、歌剧、精神分析？

让我把最臭名昭著和广泛讨论的段落之一，即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哲学论纲》的第一段，作为该问题的第二种情况——甚至更准确地说——就作为该问题的切入点，这是他在1940年去世前不久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

据说有一种能和人对弈的机械装置，你每走一步，它便回应一手。表面上看，和你下棋的是个身着土耳其服装，口叼水烟袋的木偶。它端坐在桌边，注视着棋盘，而一组镜子给人一种幻觉，好像你能把桌子的任何一侧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一个棋艺高超的驼背侏儒正藏在游戏机里，通过线绳操纵木偶。我们不难想象这种诡计在哲学上的对应物。这个木偶名叫“历史唯物主义”，它总是会赢。要是还有神学助它一臂之力，它简直战无不胜。只是神学如今已经枯萎，难当此任了。（本雅明 1987 年，第 253 页）

「The story is told of an automaton construct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could play a winning game of chess, answering each move of an opponent with a winning countermove. A puppet in Turkish attire and with a hookah in its mouth sat before a chessboard placed on a large table. A system of mirrors created the illusion that this table was transparent from all sides. Actually, a little hunchback who was an expert chess player sat inside and guided the puppet's hand by means of strings. One can imagine a philosophical counterpart to this device. The puppet call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o win all the time. It can easily be a match for anyone if it enlists the service of theology, which today, as we know, is wizened [klein und hässlich] and has to keep out of sight. (Benjamin 1987, p. 253)」

我几乎羞于重温这篇传奇的、被大量解读的文本，但还是让我将其作为声音理论的序言。诚然，该文本与声音之间的联系绝不是显而易见的。

本雅明把它当作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的确，至少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36年写的奇特作品《梅尔策尔的棋手》「Maelzel's Chess-Player」开始，它就一直很受欢迎。爱伦·坡的故事其实是一篇研究型新闻报道，它结合了杜邦式的侦探“推理”——当约翰·内波穆克·梅尔策尔「Johann Nepomuk Malzel」在1830年代带着所谓的象棋自动机进行美国巡回展出时，爱伦·坡便不厌其烦地参加了他的许多展示会，并一丝不苟地注意到了这台机器的所有奇特之处，坡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通过经验观察和演绎推理来向人们展示， 这不可能是一台正在思考的机器，它只是假装在思考，而这显然是一个骗局。这台机器里一定有人，一定有一个类似侏儒的棋手。

本雅明所说的这个奇怪的隐喻（如果它的确是一个隐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撇开历史唯物主义和神学不谈，该文本中依旧存在着下述谜团：一个人偶究竟如何才能求得那个操作着它的人、那个字面意义上提着它线的人的帮助？木偶看似在被那个驼背侏儒控制着，但在第二幕中，它却被赋予了其自身的意向性；它自己应当主动提它主人的线，为它自身的目的而主动争取它主人的帮助。

这个隐喻本身，就像自动机一样，似乎同样翻倍「redoubled」了，但也许，它自身双重性的秘密恰恰能够在其最字面的加倍「doubling」中找寻。

象棋自动机是由奥地利的皇家顾问沃尔夫冈·冯·坎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于1769年制作的，（当然）这是他为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皇后而制作的。它由一个土耳其木偶和一个盒子组成，木偶一只手拿着水烟袋，另一只手做着动作，而盒子里则是一套包含镜子、机关和机械结构的复杂系统，这套系统能让所谓的驼背侏儒四处移动，并让侏儒在比赛开始前向观众展示机器内部时保持不被发现。这台自动机臭名昭著；它击败了许多著名的对手（其中包括拿破仑，在一场被记录下来的著名比赛中，尽管记录充满疑虑——因为拿破仑曾以棋艺高超而闻名，但这场比赛却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单人擒后，疏于防守——难怪他要走向滑铁卢）。1804 年坎佩伦去世后，这台自动机被梅尔策尔接手，并最终带着它进行了漫长的美国之旅。否则，梅尔策尔的历史声望就只能止步于他在1816年制作的第一个节拍器「metronome」中——而第一个使用节拍器指示速度的人是贝多芬，他在《第八交响曲》（1817年）中使用了节拍器，因此，两者的关联绝非偶然，因为梅尔策尔还制作了贝多芬的助听器——这两者存在着声音上的直接关联。

但是，肯佩伦虽然因其发明而闻名于世，但象棋自动机却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执念，这个执念更加雄心勃勃：制作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一个可以模仿人类语言的机器。这个问题在18世纪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1748年，拉美特利「La Mettrie」建议，伟大的自动机制作者沃康松「Vaucanson」应当尝试制作一台会说话的机器「un parleur」（1981年，第143页）；本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让人们注意到了物理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构造一台可以模仿人类口腔发音的机器？口腔、舌头、声带、牙齿——这些简单的器官「panoply」究竟如何发出各种复杂且独特的特定声音，以至于任何声学机器都无法模拟它们？欧拉本人曾幻想构造这样一架钢琴或一架风琴，它的每个键都代表一个声音，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按下一连串的键来说话，就像弹钢琴一样。

1780年，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发布了一项有奖任务：制作一台可以重现元音「vowels」的机器，并解释元音的物理特性。许多人都尝试过这个艰巨的任务，其中便包括坎佩伦，他制作了说话机器「die Sprech-Maschine」（这台机器如今仍然可以在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中看到，并且仍在正常工作）。这台机器由一个木箱组成，木箱一侧连接到风箱（类似风笛），另一侧则连接到一个橡胶漏斗，风箱充当着“肺”，而橡胶漏斗则充当着“嘴”，不过机器“说话”时操作者必须手动调节。盒子里有一系列阀门和腔室「valves and ventricles」，它们必须由另一只手操作，但只要稍加练习，就能产生惊人的效果。正如一位见证者在1784年所说的那样：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无法相信，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从非人类口中发出的人类声音和人类语言时，我们都被一种神奇的感觉所深深吸引。我们沉默而惊愕地看着对方，起初，我们都因恐惧而浑身吓起了鸡皮疙瘩。（引自 Felderer 2002，第269页）

1791年，坎佩伦在《人类语言机制与对说话机器的描述》「Mechanismus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nebst Beschreibung einer sprechenden Maschine」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发明。这本书奠定了实现该机器的理论原则和实际操作规范。然而，无论这本书教导得多么事无巨细，这台机器仍会引发人们不断的惊吓，这种惊吓只能用弗洛伊德所说的“怪怖”「uncanny」一词来形容。于是，这里便存在着一道裂隙，即机器仅仅通过纯粹的机械方式就能发出人类独有的声音，并说出人类特有的语言，因而，这样一种怪怖感「uncanniness」就蕴藏在这道裂隙中。这种怪怖感仿佛可以脱离其机械起源，并自我解放，最终成为一种过剩——就像机器中的幽灵一样；而这种感觉彷彿就像存在着一个没有恰当原因的结果一样，即这一结果的原因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这便是声音的奇怪属性之一。

机器的模仿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它不会“说”德语；但显然，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要容易得多。我们列举一些它说过的词汇：“Vous êtes mon ami—je vous aime de tout mon Cœur—Leopoldus Secundus—Romanorum Imperator—Semper Augustus—papa, maman, ma femme, mon mari, le roi, allons à Paris”等等。如果这是一份自由联想的清单，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机器的无意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话有两个基本功能：对爱的宣誓和对统治者的赞美，但是由于匿名说话装置仅仅机械性地产生了这种以讲话「address」的形式暗示的感情，因而这两个功能都更加令人深信不疑。词汇极少是为了展示虔诚的姿态；而机器的声音则被用于宣布臣服，无论是臣服于抽象的心爱之人还是臣服于现实的统治者。仿佛声音可以使机器成为主体，仿佛声音有一种暴露的效果——一些东西被暴露了出来，仿佛机器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内在性，而这种内在性绝不能被还原为机器本身的机械功能。而对主体性的第一次应用就是，它将其自身抛入他者的仁慈之中，这是一件只有凭借声音才能做得最好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只有凭借声音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于是，声音立即变成了一个关键点——作为一种誓言、一种宣誓、一种礼物、一种吁求的声音，在这里却以机械的、非人格化的方式出现，进而引起人们困惑，但这却最终揭示了主体性和声音之间的奇妙联系。

在这里，我们到了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坎佩伦在1780年游历了欧洲各大城市，他时常呈现一种双重魅力，演出一场双人秀「a double bill」：一方面是说话机器，另一方面是象棋自动机。两者的前后顺序至关重要。说话机器用于引出另一个奇迹，并作为另一奇迹的对比与预尝「foretaste」，于是，仿佛存在着一台双重装置，一个由说话机器和思考机器共同构成的双重造物，正如对同一存在的柏拉图式的二分一样。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表面的「ostentatious」和启发性的「didactic」：首先，象棋自动机的构造尽可能像人——它假装低头深思，翻白眼等等——而说话机器则尽可能地机械化：它并不试图隐藏其机械性质；相反，它表现得很显眼。而它吸引人的地方则主要在于如下谜团，即，为何如此非人性的物却可以产生出如此人性的效果。人格化「anthropomorphic」的思考机器与非人格化的说话机器相互弥补着对方的缺陷。

其次，坎佩伦最终承认，象棋自动机是基于一个诡计，但他不想透露这个诡计（他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另一方面，说话机器却并非骗局，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检查，并且他有一本书详细解释了该机器的原理，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机器。而那个土耳其象棋手却是独一无二的，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说话机器却能根据普遍的科学原理进行复刻。碰巧的是，在1838年，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按照坎佩伦的说明制作了一台这样的机器，这台机器给年轻的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尔对这台机器的研究恰好最终使他发明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