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 年）可以说是十五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教会改革家、行政长官和枢机主教。他毕生致力于改革和统一普世教会和罗马教廷，无论是在巴塞尔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Basel」中担任教会法专家，还是之后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中担任公使，还是后来在德国教区和修会中担任布雷萨诺「Brixen」主教，还是在教廷担任顾问，皆是如此。他作为教会主管和主教的积极生活体现在他所写下的数百篇拉丁文布道中，而更多的理论背景则体现在他关于教会学「ecclesiology」、大公主义「ecumenism」、数学「mathematics」、哲学「philosophy」和神学「theology」的著作中。库萨有着开放和好奇的头脑。他博学多才，深受新柏拉图传统的熏陶，他对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都非常了解，但他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却大多是自学成才。尼古拉预言了后来数学、宇宙论、天文学和实验科学方面的许多观点，同时他还构建了一套自己独创的系统的新柏拉图主义。一系列早期的中世纪作家，如沙特尔的蒂埃里「Thierry of Chartre」、拉曼•鲁尔「Ramon Llull」和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都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但他的重要思想渊源是普罗克洛「Proclus」和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尽管尼古拉非常重要，但直到十九世纪末，除了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之外，后来的思想家很少有人了解库萨或受他影响。
库萨的尼古拉（德文为Nikolaus Cryfftz或 Krebs，拉丁文为 Nicolaus Cusanus）于1401年出生于摩泽尔河畔的库斯镇（今贝卡斯特-库斯），这个小镇位于科布伦茨「Koblenz」和特里尔「Trier」之间。他生于一个中产家庭，家中共有四个孩子。他的父亲约翰·克里夫茨「Johan Cryfftz」是一个富商，并在后来成为特里尔的一名土地贵族「landed gentry」。关于尼古拉早期教育的最早记录是他于1416-1417年在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urg」学习文科。之后，他前往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学习教会法，并于1423年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在帕多瓦，他结识了医师兼数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圣典学者朱利亚诺·切萨里尼「Giuliano Caesarini」、以及人文主义者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和费尔特雷的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
1425年，他开始为特里尔大主教「archbishop」工作，并成为了他的秘书，从几份圣禄中获得收入。1426年，他来到科隆「Cologne」，大概是在那里讲授教会法、学习哲学和神学，此时他开始研究一手文献和德国法律年鉴。在那里，他便能够证实《君士坦丁赠礼》的确是八世纪的伪作，他还发现了普林尼「Pliny」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手稿和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手稿。在科隆，他结识了坎波的海默里希「Heimerich of Campo」，后者向他介绍了拉曼·卢尔「Ramon Llull」和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的著作、及他对狄奥尼修「Dionysius」的评论，以及普罗克洛「Proclus」对柏拉图《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的评论。1428年和1435年，尼古拉两次获得了在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教授教会法的职位，但他都拒绝了，以便继续从事教会管理工作。
尼古拉在14世纪30年代的某个时期被任命为司铎「priest」，尼古拉在巴塞尔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Basel」期间作为大公会主义者「conciliarist」写下了一部著作，而正是由于这部著作，他首次获得了广泛关注。他所撰写的这部著作名为《论公教之谐致》「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1433 年），书中主张大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并强调了同意「consent」和代表「representation」这两个概念。而巴塞尔的动荡分裂了大公会议，尼古拉最终站在了教皇一方，并脱离了大公会议主义者。1437年，他作为使团成员被派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寻求希腊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和解。他曾提到，在回国途中，《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1440 年）中的诸多观点如同神启「divine revelation」一般突然灵光一闪涌入了他的脑中。尤金四世「Eugenius IV」于1446年任命库萨为枢机主教，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于 1448 年将库萨擢升为枢机主教，并于1451年将其授命为教皇使节「papal legate」并派驻德国以改革教会。
尼古拉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均写于《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发表和他去世之间的二十四年间。《论忖度》「De coniecturis」（1442-1443年）、《论父光恩典》「De dato patris luminum」（1445 年）、《为<有学识的无知>而辩》「Apologia doctae ignorantiae」（1449 年）、《平信徒谈智慧》「Idiota de sapientia」、《平信徒谈心灵》「Idiota de mente」、《平信徒谈称量实验》「Idiota de staticis experimentis」（均为 1450 年），这些文章都是1440-1450 年这十年间的重要作品，还有许多布道和数学著作也同样写于这十年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里，他出版了《论天主之观照》「De visione Dei」（1453）、《镜观》「De beryllo」(1458)、《论现实之潜能》「De possest」(1460)、《论不异》「De li non aliud」（1461）、《滚球戏》「De ludo globi」（1462-63）、《论智慧之狩猎》「De venatione sapientiae」（1462）、《提要钩玄》「Compendium」（1464）和《论观照之巅》「De apice theoriae」（1464），以及其他数学著作和布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24年里写的两部涉及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作品：《论信仰之和平》「De Pace Fidei」（1453年）和《古兰经筛节》「Cribatio Alchorani」（1461年）。
1450 年，库萨被任命为蒂罗尔「Tirol」的布雷萨诺「Brixen」主教。1452 年，他开始积极治理布雷萨诺，但库萨的改革举措导致了他受到蒂罗尔的西格斯蒙德「Sigismund」伯爵的威胁，以致双方发生了冲突。库萨共写有两百多篇布道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源于他在布雷萨诺的这段『冲突』时期，尽管他在布雷萨诺和之前在德国的改革努力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尼古拉最终从布雷萨诺的冲突中撤退到了罗马，并留在教庭「papal curia」为庇护二世「Pius II」提供建议。1464年，他在从罗马「Rome」前往安科纳「Ancona」的途中死于托迪「Todi」。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著名的罗马圣彼得镣铐「St Peter in Chains」教堂；他的心脏被送往库斯，安葬于他在遗嘱中捐赠的耄耋救济院的小教堂里。如今，这家救济院依然存在，而他的那所著名的图书馆也同样还在那里。
可以说，库萨的尼古拉继承了诸多前人的思想，而他正是借助这些思想并运用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框架来建构的他自己的独特思想体系。从尼古拉的思想中便可以看出，他大量阅读了前人们的著作，同时又避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summae」及其典型的争论和论证。尼古拉是一位教会法专家，他在神学和哲学领域几乎是自学成才；他的思想和语言可能会给当代读者带来一些困难。尼古拉的思想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因为他的思想更多地是通过他感兴趣的领域之间的对应和平行来进行的阐述，而不是以线性方式或直接论证的方式。他在跨越那些如今所谓的本体论、心灵哲学与认识论以及哲理神学时使用了诸多灵活的隐喻，这些隐喻尤为值得关注。这些隐喻提供了一些方法论线索，而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他是如何最终得出人们应当将天主与造物放在一起进行思考这一结论的。天主不仅超越了人类的概念范围和把握能力，也超越了人类的文字语言。天主与造物之间的不对等「asymmetry」也为任何探讨或试图解释他们之间关系的隐喻是否得当提供了尺度「measure」或规范「norm」。
关于何谓真「real」，库萨的尼古拉在他的那本1440年所写就的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 On Learned Ignorance」中提出了一系列最为完整的观点。 在这本书中，库萨提到了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四种绝对实在『真理』「realities」： 天主、自然宇宙、基督和人类。《论有学识的无知》卷一论述天主，卷二论述宇宙，卷三论述神-人耶稣基督。尽管这三卷的顺序是从天主流溢并复归天主这一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并没有像当代思想家那样明确区分哲学和神学，而是将两者都统一于对新柏拉图主义式的基督教实在『真理』「realities」的综观之中。
尼古拉从“极大”这一类比『辞格』「trope」或象征「symbol」出发，这些类比或象征展示了他在这三卷中所教导的教义之间的相似性。天主是绝对的极大；宇宙是天主所创造的镜像「image」，是极大的“缩影”「contracted」或其限定「restricted」形式。基督将这两者统一为一种既缩影「contracted」又绝对的极大。“缩影”是一个隐喻，它表示造物的有限状态，所有造物都是天主的有限映像「image」。而这里的“绝对”「Absolute」则采用其词源学涵义，即“不受限”「free from」（ab-solutus），它用于形容天主的无限性。作为绝对的极大，天主既是不受限的「unlimited」，也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祂是人类概念所无法企及的，人类概念只能度量「measure」大与小这种受限的、缩影了的领域。尽管库萨将人类理知「human knowing」视为为尺度，但他仍然认为，人类知识同样无法精确度量任何受限之物的本质。更何况，在谈到不受限的天主时，尼古拉断言，“有限与无限之间没有比例”。无限的天主始终超出着人类视界「ken」。人类努力去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度和含义，而正是这种努力才使得人们的无知最终成为“有学识的”。
正如基督教思想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这种天启式的前言并不能阻止库萨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提出我们应如何“不可理解地”理解不可理解的天主。他的第一个观点是，天主是“对立面的合一「coincidence」”。结果却是，这既是一种回顾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及其他前辈的否定神学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超越否定神学的方式。用“极大”的语言来说，在天主那里，极大和极小在神圣的无限太一「Oneness」中是合一的「coincide」，因为二者都使思想超越了可度量的多与少这些被造领域，而最终只意味着“至高”「superlative」或超越。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天主的实在性超越了任何我们所熟知的领域，而在这些我们所熟知的领域中，矛盾原则占据着主导地位。
同时，这种 “合一”「coincidence」也强调了神的唯一性「Oneness」，它将其他一切事物都包含「comprehend」在无差异「undifferentiated」和不受限「unlimited」的统一体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造物与天主合一「coincide」，也不意味着天主与造物合一「coincide」，而是意味着在天主之中，其他一切都相合为一，并与天主别无二致。在否定神学和天启“神学”中，我们不仅被告知天主不是什么，而且还被引导明确思考天主必须是什么，即使我们在概念上并不清楚我们所断言的是什么。其结果是，我们被迫用一种二阶语言来思考和谈论神性。
尼古拉随后提出了一些几何“练习”，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些实物教学，旨在教导我们如何在意识到我们无法把握无限的天主之所是的同时，仍然能够触及无界。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圆和一条与这个圆相交或与圆相切的直线。从某个角度看，随着直径或周长「circumference」的增加，它的圆周就会接近直线，看起来越来越不弯曲。如果我们设想并推断周长无限大，我们几乎可以“看到”，那条相切的直线会与这个弯曲的圆周相重合——这是一种 “对立面的合一”，该图象说明了人类思考如何超出受限之物，并走向超越的“一 ”「One」。当然，这一切在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但它展示了超越有限并走向无限的一些隐喻性的步骤，这些步骤可以从几何图形挪用至造物及其造主身上。
在《论有学的无知》卷二中，库萨论述了被造的宇宙。自然宇宙是受限的或缩影了的极大，是绝对极大的映像「image」。为了把捉天主与造物之间的关系，尼古拉在此引入了另一个关键隐喻，即 “内包”「enfolding」和 “外展”「unfolding」（complicatio/explicatio）。他扩展了从十二世纪沙特尔学派「school of Chartres」继承而来的“折叠”「folding」隐喻。虽然所有生命都被 “内包”「enfolded」在与神圣本原不异的太一「Oneness」之中，但它们同时又是神在时间和空间中的 “外展”「unfolding」。尼古拉写道，“就祂是外展而言，祂既在万物之中，又是万物之所是『万物本身』，正如实在『真理』本身[veritas]在一个映像之中显现「present」那般”『卷二，第三章，尹大贻，朱新民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2月第一版，第73页，略有修改』「Insofar as He is the unfolding, in all things He is that which they are, just as in an image the reality itself [veritas] is present（II.3，霍普金斯译本）」。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术语来说，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经验到的外展的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一切真实「real」之物同时视为它所仰赖的造主的内包。天主将万物包蕴「encompasses」在这种从天主流溢「outflow」并向天主复归「return」的动态「dialectical」过程之中，而任何造物都不会与它们所依存的那位唯一者「One」相同一，对它们而言，天主，那位唯一者，既存在又不存在又超越。“外展/内包”这对概念把捉到了神圣本原「divine Original」与被造映像「created image」之间的动态关系。
那么，自然宇宙就是由众多时空存在所共同构成的整体或缩影了的极大。尼古拉提出了一个十分接近阿那克萨哥拉「quasi-Anaxagorean」的口号，即“万物皆在万物之中”『万物之中有万物』「quodlibet in quolibet」，这个口号强调了个体存在者「the individual beings」或部分无非就是整个被造宇宙的“缩影化了的”映象。正如天主存在于作为神的缩影了的映像的每一个造物之中一样，作为全景的宇宙也存在于作为缩影的每一个造物或其构成部分之中。因此，每个自然物都是它们自身的聚合体「the collective whole」的映像。但是，由于这个聚合体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聚合而成的，因此聚合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也是它与其他一切个体之间关联的总体。“个别物在个别物之中”，这是因为“个别”「each」是一个映象，它反映了总体「the whole」的唯一性，因此也反映了其他个体的唯一性，即使这些个体作为部分在总体之中相互关联着。
尼古拉在卷二中还认识到，自然宇宙的特点是变化或运动；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是静止的。但是，有限的变化和运动，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也同样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没有确定的极大或极小。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使库萨对地球和物理宇宙得出了一些非凡的结论，这些结论并非基于经验观察，而是基于形而上学。地球并非固定在某一点上，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静止的；地球也不可能是自然宇宙确切的物理中心，即使它看起来比“恒星”更接近中心。因为宇宙是运动的，没有固定的中心或边界「boundaries」，所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世界图景中的地球都不是精确的球体。它们都没有精确的中心，“地球最外层”也不是边界。因此，宇宙是“无限的”，它在物理意义上是无边界的。因此，库萨将关于被造世界的中世纪的典型宇宙图景转向了后世的观点，但这一切却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尼古拉来说，只有在天主那里才能找到被造宇宙的确切中心和周缘。我们所认为的中心和外部界限取决于我们的观照视点「viewpoint」。如果我们改变视角，比如我们在另一个星球（可能确实有人居住）上观视，并将这个星球视为中心，那么地球可能就是天穹「zenith」。这样，我们就会意识到，所谓固定的东西也可以变为运动的东西，而所谓的中心也可以是天穹，这取决于我们在无边界的宇宙中所选择的观视地点。库萨写道，原因在于，天主之外不存在精确性「exactness」，而只有“随处在而又无处在的天主才是它的[宇宙的]周缘与中心”『卷二，第十二章，尹大贻，朱新民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2月第一版，第107页，略有修改』「God, who is everywhere and nowhere, is its [the universe’s] circumference and center（II.12，霍普金斯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