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医院里的员工「THE STAFF」从垂死者『身旁逐渐』回撤「withdrawal」：“『这是』医生和护士『所经历』的戒断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withdrawal」。”$^{1}$『员工与垂死者之间的』间距逐渐拉大，命令随之而来，这些命令使用着一套词汇，这套词汇将病人视为死者：“他需要休息「rest」……让他睡下「sleep」吧”。垂死者必须「necessary」保持宁静「calm」与安息「rest」。『命令的这一诉求』超出了病人所需的护理和镇静剂，这条命令诉诸员工的无能，这些员工无法承受『病人』对苦痛、绝望或疼痛的诉说：这『种表达』禁止被说出「said」。
垂死者是一些被流放之人「outcasts」，他们是那些因保护生命而组建，且以生命保护为目的的机构中的异端「deviants」。而正是那样一声“已被预料到的哀悼”，『正是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排异反应「phenomenon」，将他们提前送进“太平间”；沉默包裹着他们，或者，甚至更糟，谎言包裹着他们。谎言保护着生者，谎言保护着生者免遭这道冲出封印「enclosure」而放声疾呼的声音的侵害：“我将要死去。”这声呼喊会产生一种令人尴尬的不雅的死亡。谎言（“当然不会；你会好起来的”）防范着交流。
一旦这个禁词被放声说出，那么谎言便不攻自破，医疗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曾经承诺，治疗「care for」即治愈「cure」，这场战斗把医院工作人员动员了起来，这场战斗不愿承认其失败；这是因为，『对于该体系而言，』承认失败无异于亵渎「blasphemy」。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处于缓刑「reprieve」时刻的死者，垂死者下落「falls」到可设想「thinkable」的『领域』外部「outside」，这个『可设想的』领域等同于人的能行幾域「what one can do」。『这个领域』由获得救治「treatment」的诸多可能性圈划而来「circumscribed」，一旦垂死者离开了这个领域，他就会进入到一个意义失却的区域。在一个无能为力的地方，什么都说不出来。跟懒惰者一样，甚至更甚，垂死者是不道德的：前者，一个无作的主体；后者，一个客体，它甚至不再能使自己成为他人工作的对象；如今，有待开展的加倍工作应付「compensated」并埋葬「camouflaged」了主体，因而，主体普遍消失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两者皆不被容忍。而正是纳粹主义才使得利用「treat」死者『这一行为』成为可能，这符合其技术官僚极权主义的逻辑，纳粹主义突破了剥削流程「procedures」的极限，这是一条由怠惰的尸体对这些剥削流程所划定的边界。
在这种无作的主体「subjects without action」与无作者的写作「operations without author」之间的结合中，在个人的苦痛「anguish」和对实践的管制「administration」之间的结合中，垂死者在无所作为的极端边界中再次提出了主体问题，而正是在这一边界之中，这个问题是一个最不合时宜且最不被承受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工作「the absence of work」是无稽之谈；因此，『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必须消除无作，以便使不知疲倦地开展「articulates」工作，以及“总要去做一些事”这一西方故事的话语建构继续下去。垂死者正是对这种话语的背离「lapse」。垂死者是，也只能是，淫-秽的「ob-scene」。由此，他们被谴责、被褫夺了语言、被包裹在沉默这个裹尸布中：『它们是』那不可命名之物。
家人对此也无话可说。病人被机构带离，机构并不对其个人负责，机构只对其疾病负责，应被隔离的对象「isolated object」是疾病，疾病需要技术人员对其转化或将其清除，人们守护「devoted」着法律，人们维护着『社会』秩序，或着保持着城市整洁，技术人员也同样守护着『人类』健康。病人被逐出社会，这个社会如同那些『人类』早期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把一切寄生于工作理性中的东西——废品、犯罪、虚弱、年老——全部从街道和房屋中清除。病人必须依据其所患疾病到对应的疾病治疗机构，在专门的机构中，疾病被立即转化为陌异于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科学和语言学的对象。病人被抛置于隐秘的专门场所（医院、监狱、垃圾场），这些场所为生者减轻了负担，这些场所把生者所具有的一切可能阻碍生产链和消费链的生活方式全都『修正了过来』，并且，在那片没有人想要踏足的黑暗之中，这些机构修复并挑选着那些『还』能够被重新送回进步的『外在』平面「the surface of progress」的病人。病人被囚禁于此，病人成为了他同胞中的陌生人。病人不再住在家中或留存于家人们的话语之中。也许流亡者会有朝一日从异国他乡归来，而他的同胞们却并不通晓异国他乡的语言，『因此』，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只会被人遗忘。而如果他并未归来，那么他就依旧还是一个遥远的、无法被符号化的「nonsignifiable」工作对象，并且人们永远无法在空间以及日常语言中觅得他的踪迹。
死亡是一个别处「death is an elsewhere」，一方面，死亡被视为一场医疗努力的失败或中止，另一方面，死亡也被视为『一段历程』，『这段历程』从惯常经历「common experience」出发，进而到达科学力量的极限，并最终抵达日常实践领域的外部。在一个仅仅把“休息”理解为一种形式的偷懒「inertia」或浪费「waste」的社会中，死亡被抛弃了，例如，『死亡被抛给了』那些不再通行的宗教语言，『死亡被抛回到』那些信仰曾经寓居其中，而如今早已空空如也的仪式之中。死亡被抛置于这些陈旧「antiquated」的空间之中，这些空间『如今』同样也被科学生产力所“取代”，但前者至少还提供了一些符号（现在无法辨认）来阐明这个被剥夺了任何意义的东西。有一个堪称典范的全国性奇观：戴高乐之死的盛况一直被大多数名人视为“非理性的”「superstitious」，而这些名人对他们自己也同样如此。他们将那无法命名之物托付给了一门他们无法相信的语言。在宗教的、恶魔的、巫术的或奇幻的词汇表中，那些被边缘化的词汇，那些隐秘地沉积着的词汇，或者那些以伪装的形式重新浮现的词汇，正是死亡，而死亡如今早已变得不可设想并无法命名。$^{2}$
当死亡被压抑时，死亡便只能藉由一种异国他乡的语言「exotic language」重新归来（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过去，那是一门远古宗教式的，或古老传统的语言）；死亡必须用陌生的方言来触及；对某些人而言，用他们自己『所熟知』的语言触及死亡，就像让他们死于“家中”一样困难：这一切都共同界定了一位被流放者，于是，这位被流放者就只能掩面归来。而这种无言之死的矛盾症状是，与无意义的关系反而是全部文学所关注的焦点。文本围绕着理性上的这道创伤激增。再一次，文本只能依托于那不能提及之物。死亡，是一个主体问题。
该问题一个指引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告诉我们，经验，跟主体看待死亡的立场，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抑郁症患者会说：“我无法死去”「I can’t die」$^{3}$；强迫症患者会说：“我无法不死“「I cannot not die」（“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说，“强迫症患者需要死亡的可能性来解决那种『不断』强迫着他们的『内心』冲突”）。$^{4}$但是，在主体立场出现于精神分析的交流领域之前，主体立场与俄狄浦斯问题有关：“是否当我什么都不是时，我才成为了一个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评论说：“故事的后续由此开始：超越快乐原则”。但正是在那里，第三种沉默被加诸前两种沉默——相关机构的沉默和公共语言的沉默：主体自身的沉默。主体力求言说「say」死亡。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
在我品尝到 那折磨着我的味道之前 我不想死 不想，绝不想 那是最强烈的味道 在我品尝到 死亡的味道之前 我不想死
死（crever）后被扔进垃圾堆「trash heap」——这是人们为生活而奋斗「struggle for life」时萦绕在心中的恐惧，而在西方社会中，这种恐惧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垂死（mourir）则是，在占有「possessions」与再现「representations」崩溃的边缘，对如下问题的一声发问「speech」：“存在「be」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不务正业”「idle」的问题。这声发问不再言说任何内容「anything」，这声发问除了缺失「loss」外一无所有，而正是由于缺失，言说才得以形成。在停止或启动机器与垂死这一行为之间，存在着言说的可能性「possibility」。垂死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dying」就在这一居间的空间中外展。
停在死与垂死之间的界槛上，垂死者被阻止说出他正在成为的那种虚无，他『永远』无法完成这场『言说虚无的』行动，这场行动只会产生疑问。甚至对他而言，哪怕只是『占据』一个由他者语言所赋予的『象征性』地点，也就足够了，此时，他不再拥有任何财产，他也没有任何可供提交的证明「papers」。『垂死者』仅仅被如此呼唤「called」着：“拉撒路！”——他者『呼唤着』垂死者的本名「proper name」，这声呼唤源自他者的欲望这门语言，他者在这门语言中『铭刻着』垂死者的踪迹，就像在死亡和出生时那样，他没有任何属己之物「anything proper to him」，这『种缺失』便使得这声呼唤成为可能：而这『声呼唤』会是一种超越单纯交换「exchange」的交流「communication」。其中，欲望与欲望所无法拥有之物、欲望与缺失的必然联系是公认的。因而，这声呼唤就“象征”了死亡，同时，这声呼唤也为死亡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单词（『这是因为』，这个称呼并未传达任何信息），最终，这声呼唤在交谈中开启了一场不会恢复生命的复活『仪式』。
但是，这个『象征性』地点却『依旧』拒斥着隔离者。『这是因为』，『在这个象征性地点中』，他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社会角色，而权力和社会角色的丧失同样也会使他丧失这种丧失似乎所允诺的东西：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而该语汇「lexicon」『如今』所要说的仅仅只是：“我怀念你。”
然而，有一种关于垂死、信仰与言说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合一。如果“信仰”意味着一段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且这个他者先于我并持续不断出现，那么，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我最终信仰「believe」的只有我的死亡。没有什么比我的死亡更为“他者”「other」了，死亡是一切他异性『最显著』的指引。而同样也没有什么能比死亡更为清晰地指向这个地点，正是在这个地点之中，我才能说出我对他者的欲望；没有什么能比死亡更为清晰地表达我对被接纳的感激之情了——不需要任何担保也不需要奉献任何财产——我就能被接纳进他者对我的期望这个无力的语言之中；因此，除了我的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更加精确地定义何谓言说「speaking」。